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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段节假时间，没有了走亲访友，便有了囫囵的整天时间。作为一直以来的“苏粉儿”，便有了进一步接近他的条件。
真正读过之后，联想大于直感。似曾相识的两个诗句兀然突现眼前：只缘身在此山中、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这两个著名的诗句，前者出自苏轼的《题西林壁》，后者出自王安石的《登飞来峰》，两诗全文如下：
《题西林壁》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
《登飞来峰》：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细品一下，这两首诗有很多相似之处：都是登山后的感怀之作，集写景与说理为一体的千古经典;诗的前两句都是写景抒情做铺垫，后两句则都上升到哲思层面;两首诗的题目竟如此地结构统一和对仗。
要说不同，最大的不同之处，就是两诗所表达的思想，所反映出的两人当时的处境。王安石年轻气盛，要进取入仕，要积极为大宋做贡献;而几经折腾的苏轼则是要放下，要舍得，要跳出纷纷扰扰的名利场。
思绪飞扬，突发奇想：若能将两首诗拼接组合一下，那会是个什么样子呢?
横看成岭侧成峰， 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
呵呵，看来还挺熨合，平仄、韵脚、文意还算没有太大的问题。若要配个什么题目的话，那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，实在不行，就叫《无题》吧。
调侃无意，言归正传!
苏轼、王安石两位都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大家，也是政治家。一个是百官之首的当朝宰相，一个是万众拜服的文坛奇才。官场上，他们是政见对立的政敌;性情上，他们是相互欣赏、惺惺相惜的灵魂知己;文学上，他们都是彪炳千秋的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把这两个名字放到一起，大家的第一反应，或许多是“一对政敌”“当权者与受害者”。如若非得再列举两个似例，那王安石与司马光、陈独秀与胡适应是首选一二。
历史确凿地告诫我们，再相互欣赏的君子也好、知己也罢，当政见相左、互为政敌时，名誉、权力、地位甚至生死之争，便不可避免地上演了。王安石与苏轼，便是相互倾轧、针尖对麦芒的一对儿。
苏轼在文章里曾多次列陈王安石变法之弊。新法施行以后，他给皇帝上书：“四海骚动，行路怨咨，自宰相以下，皆知其非而不敢争。”苏轼的弟弟苏辙也曾造过王安石的流言，但都收效甚微。
王安石则位高权重，是有机会跟宋神宗面对面谈话的。他对神宗说：“轼材亦高，但所学不正，今又以不得逞之，故其言遂跌荡至此，请黜之。”两人之水火不容，可见一斑。
另外，何正臣、李定、舒亶等几位御史官员亦纷纷跟随奏上，拿着“放大镜”从苏轼的诗赋文章中搜寻蛛丝马迹。经仔细挖掘和过度解读，他们还真发现了苏轼似乎不满朝廷和诋毁新法的只言片语。
所谓树敌过多、众口铄金。当三三两两、七七八八的坏话陆陆续续地吹到宋神宗耳朵里，一次次的“正加强”，便炮制出了史上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看来，对一些政策制度、事物文句的解读，只要过度执着，总会有所收获和发现的。
“乌台诗案”中，神宗本想治苏轼死罪。此时，作为惺惺相惜的灵魂知己，王安石站了出来，他对神宗说：“岂有盛世杀才士乎?”于是，宋神宗按照政治形势和惯例把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本州安置，“乌台诗案，上以公疏入方决”。这是1079年的事儿了。
1085年宋神宗去世，哲宗即位。五六年的工夫，以司马光为首的元佑党又东山再起，复出掌权，召苏轼还朝大干一场。率真、纯粹的苏轼，却又对朝政指指点点了起来。于是乎，请辞、贬谪、放逐便不可避免地延续下来，继续成为他人生的主基调。这就是苏东坡。否则，怎么会有众多熠熠夺目的辞赋文章流传于世呢?怎么会有苏堤、怎么会有羊羯子、东坡肉等美景美食供后人享用呢?
我们离开看不太懂的政治，回到阳春白雪的文学上来，再回到这两首诗上来。
《题西林壁》是苏轼结束黄州贬谪赴汝州任职途径九江时，与友人同游庐山有感而发，时年已近五十。黄州四五年的摔打历练，苏轼对人生和仕途有了理智超脱的态度。
此时的王安石，正经受第二次罢相，赋闲江宁(今南京)养老。
当苏轼途径江宁，他专门去拜见王安石。两人的这次见面，成了中国文坛的一段千古佳话：伟人相会、飘逸潇洒、友谊超迈、人品风流。
王安石穿一身与农民没多大区别的衣服，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苏东坡。来不及冠带的苏东坡慌忙出船，长揖而礼：“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!”王安石则拱手而笑：“礼岂是为我辈设?!”
苏轼说：“大丞相不好意思，我今天是穿着布衣来见你的”。王安石笑曰：“礼法难道是为我们这些文人设置的吗?!”
这对儿曾经的政敌旋即超越政治藩篱，还原成潇洒飘逸、风流倜傥的“唐宋八大家”。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姿态与俊秀风骨，就这样体现在两位才子身上。他们真的是幸运的，真的都是幸福的!
我们再看《登飞来峰》。
王安石创作此作品时，尚不足三十岁，初入官场，满怀政治理想和远大抱负。回乡途经绍兴飞来峰，有感而作。
延展一下：作为宰相，王安石政治上最为得势之时的作品，当属1069年的《元日》了。当时王安石四十八九岁，即将拜相，心情无比大好：爆竹声声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
看来真是看啥啥顺眼，吃嘛嘛都香啊!
而代表苏轼满怀政治抱负、革命理想大于天的作品，非他任密州知州时的《江城子 密州出猎》莫属：“左牵黄，右擎苍;西北望，射天狼”，与南宋岳飞的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似乎有着相似的意韵与豪气。
苏轼另一首流传甚广的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也是创作于密州任职期间，这是他写给弟弟苏辙的。
此时的苏轼还只是“苏轼”，“苏东坡”还没有出现。黄州五年，开垦城东坡地后，才有了“苏东坡”和东坡居士，才有了后来的东坡肉、东坡街、东坡话等。前、后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 赤壁怀古》，这三首最能代表豪放派的词赋作品，就出自贬谪黄州时期。仅此三首，就足以代表豪放派“苏辛”的一半成就，是一大半。
应该说，说宋朝的文学，离不开一个人，那就是欧阳修。众所周知，欧阳修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首，是北宋的文坛领袖，与王安石亦师亦友，对苏轼也有着提携知遇之恩。他年长王安石14岁，王安石年长苏轼16岁，这三位有抱负、有能力的文学和政界大咖，形成了北宋的良才梯队。可历史并无意后人设计，只是在它的节奏中完成着历史演变进程。
历史长河奔涌不息，总会给所有问题一个结果和评判。王安石两次被罢相，苏轼三次被贬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们也都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一个画像。
苏轼自儋州还朝，当走到镇江金山寺，对自己多舛的一生做了如下感慨：心如已灰之木，身似不系之舟。问君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
王安石则认为，花总是要落的，我情愿被吹落风中，也不愿意变成泥土：一陂春水绕花身，花影妖娆各占春。纵被春风吹作雪，绝胜南陌碾成尘。
苏轼与王安石波澜壮阔的一生，最后都终结在了对佛教的参悟中，都定格在了66岁。看来再伟大的人，总有属于他自己的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，在生命的最后，或卑微如草芥，或凄凉得悄无声息，无论他曾有多么风光显赫与光彩照人。
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同岁终老算是一种巧合的话(欧阳修也是66岁去世)，那十多年前苏轼在常州住过一段时间并打算买地终老长眠于此，难道不是一种宿命吗?
宿命不宿命，那只有靠后人的杜撰演绎了。而杜撰演绎、道德评判的事，只有人性之复杂的人类去完成，完成得好与坏、对与错，是擅长枯涩数据分析和机械理性归纳的Chat GPT目前尚做不到的。
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有温度、有情怀的各位，“谁怕?”暂莫惊慌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