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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很多人在谈论李佳琦，有人说他变了，有人说他飘了。网上还流传着一幅讽刺漫画，把李佳琦比喻成傲慢的乞丐。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，我始终坚持做一个不在场者，因此我便失去了就事论事的能力。如果我们承认李佳琦飘了，那便承认了名利的意义;反之，那便承认了名利的无意义。很显然，没有人会认为名利是无意义的，因此李佳琦的确是飘了。基于同样的原因，李佳琦的道歉则被视为维护其名利的手段与措施。有人或许会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?”笔者以为，名利如同人的羽毛，一个人羽毛多了自然就飘了。现实中，我远离各类圈子，坚持“三忘记”，即忘记年龄、忘记性别和忘记身份，矢志做一个没有羽毛的“三无人员”。
很多贪官在台上大谈特谈反腐倡廉，声称一切权力来自人民，权力不是私有财产。然而人们知道，这些贪官只是说了些漂亮话，这一切只是维持其权力的手段。倘若他们真认同了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，便要承认权力是无意义的，他们的职位更是无意义的。然而承认了权力的无意义，他们便要承认自己只是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。换言之，他们只是行使权力的工具人，权力于他们本身并无意义。这显然与当下的事实不相符，因此他们的话是不可信的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少人信。今天有个热搜：“北极鲶鱼核查不予公开是否为权力的傲慢。”我的答案是绝对肯定的。其实权力具有天然的傲慢性，因为在很多人的骨子里，权力是极具意义的。
窃以为，倘若我们承认了名利与权力是极具意义的，那么李佳琦的飘与权力的傲慢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试问一下，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要求他人做到，这是道德的吗?即使抛开道德不谈，这也是不现实的呀。如果社会普遍承认名利与权力的意义，那这个社会便只能是绝望的，且没有人是无辜的。不久前有人发了张英国前首相约翰逊拎着大包小包下火车的照片，配文感概说，这完全是一个普通老头呀。曾有人感概很多香港明星乘地铁、吃路边摊，与普通人无异。联想到内地的明星前呼后拥的场面，很多人认为内地明星的素质不如香港明星。恕我冒昧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级差异，主要源自社会生态的差异。当下社会对名利与权力的迷恋和崇拜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很多人的梦想便是考取公务员当大官或成为明星网红。
最近“袁立文学”很火，有人评价说：“你们觉得她疯了，其实是那个圈子疯了。”袁立曾这样写道：“我讲一个娱乐圈的鬼故事：一些女明星为了红，天天吃斋念佛，求菩萨给自己一个国际大角色。有些人，竟然去泰国请小鬼，据说是死去的婴儿，请回来，它可以帮你做任何事，角色都是小事了!有的女明星，用尸油做成的口红，据说涂了，保红!对于红，他们真是拼了老命了，付出生命的代价。”抛开真实性不谈，袁立所谈的难道就没有一点事实的影子吗?有人说袁立是疯子，袁立文学是疯子文学。我想起了前段时间的一个热搜事件：“青岛地铁上一位大爷因座位问题与其他乘客发生争执，大爷说了句‘没人我占十个座你也管不着’，激怒了旁边的小伙，随即被打了耳光。大爷报警后，警方调查发现小伙精神有问题，双方于是达成了和解。”事后，这位小伙被网友评为地铁判官。
倘若我们承认袁立是疯子，“地铁判官”是精神病患者，那名利与权力于他们便是无意义的。他们的行为却似乎更加符合正义，比起那些道貌岸然的程序正义显得更加真实而温情。我并不主张人们进入疯癫状态，同样也不主张人们处于绝对理性状态。绝对的理性意味着绝对的自私与虚伪，绝对的疯癫则意味着绝对的动物性，也意味着人性的彻底迷失。曾有人批判近代启蒙思想对理性的崇拜已经失去了理性，人类社会似乎一直是从一个悖论走向另一个悖论。有网友评论当下男女对立现象时说：“自媒体和大数据塑造傻子，看多了自媒体，谁都会成为傻子，无论男女。”大数据背后是强大的算力，当强大的算力与文化传播相结合，人们便成了精神层面被投喂的“猪”。这也是很多哲学家所诟病的文化工业化的弊端。因此笔者以为，文化工业化与封建礼教思想没有本质上的区别，他们背后依托的都是权力的傲慢。谈到他们之间的区别，我便想起了一件事情来。
有一天晚上，有人在群里问：“谁知道哪儿有好的中医针灸呀?韧带拉伤了，疼了一个晚上。”马上有人回答道：“怎么拉伤的啊，严重的话最好来医院拍个片子。”发问的人接着说：“这么晚还没睡啊李医生?”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话题最后落在了减肥上，还把一个微信二维码发到了群里。此人本来是想发一个减肥广告，但苦于微信群里大家都讨厌广告，只好费尽心机转换成了二人转形式。与传统的广告相比，他们有着同样的目标，却有着不一样的形式。我们再回到文化工业化与封建礼教思想上面来，是不是有着类似的感受呢?很显然，封建礼教是明目张胆的，是赤裸裸的枷锁，而文化工业化是掩人耳目的，是极具欺骗性的枷锁。其审核机制，便如同工业产品的质检，确保了所有的文化产品符合特定的标准。
我恢复写作以来，积累了好几十万字文章，也有过正式出版的想法。有好几家出版社联系过我，但都说要先审核书稿，我便放弃了。有位编辑看了我的文章后说：“子音老师，查看了您最近写的《无意义的梦与梦的无意义》，写得真情流露，我被带入进去了。”她也坦承，我这样的书想出版是很难的，因为写得太真实。如果一定要出版，便要进行大量删改，届时他们会给我一些提醒。我婉言谢绝了这样的建议，计划将来自费印成书赠给读者留念。曾有人问我擅长写什么文体，我笑着回答说，水文。坦白讲，我的文章没有固定的程式，也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只是个人情绪的表达，因此只好称之为“水文”。它们如水一般，无具形亦无具相。
如此看来，水文的境界似乎很高。事实上也的确如此，要想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人们便必须承认，名利是无意义的，权力也是无意义的。试问一下，当下有几人具如此品质?媒体人习瑞说：“我是来创造生活的，我不是来委屈自己以迁就时代的。”留下这句话，他便自杀了。如果一个人对社会有足够清醒的认知，却不承认名利与权力的无意义，那他的生命便没有了出口。我为什么没有自杀，因为我有一个追求无意义的信念。
前几天，有人在群里转发一篇题为《我国贪官为什么这么多?》的文章。我便把我那篇《无意义的梦与梦的无意义》转发到了群里，然后笑着说：“这些贪官主要是没有看过我这篇文章。”有人说，如此一来，似乎不看不行。这时有个人跳出来对刚才那人说，除了你和作者，群里没有人会看的。我曾和这个人有过观点的分歧，我那天说了句不认可他的观点。很明显，他是针对我的。我便说他这句话有失偏颇，群里的确还有人看过，那些人在他眼里难道不是人了。我觉得既然这个群里有人针对我，呆下去只会增加自己的负面情绪，便退出了那个群聊。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，那群里经常有些我认为的偏激观点，我想忽略却也有忍不住的时候。我曾在群里感概，观棋不语其实是很难的。众所周知，我最近离无意义有点远了，情绪也因此常有些波动。后来群主邀请我重新加入，我没有答应。有人误以为我想要群主踢掉那个人，其实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因为我一直以为，争论是无意义的，争论背后的名利也是无意义的。后面又来了两个人来邀请我重新入群，我便答应了。我觉得与其纠结，不如选择无意义，加入便加入吧。
近来，我为什么坚持写无意义呢?因为我需要它，它是我的情绪稳定剂，是我生命的唯一出口。前几天儿子德育被连续扣分了，我怀疑儿子被针对了，便写了封长信给他的班主任。太太担心我这样做，会得罪老师。我不以为然，因为我只是如实陈述心中的顾虑。这大概便是无意义在我生活中的体现吧。有人在看了我的《无意义的梦与梦的无意义》后留言说：“我此前也总有这样的想法想写出来却也无从下手，直到今天看见您精准深刻的表达出来，深感认同，佩服佩服。”也有人留言说：“写作需要冲动和灵感，没有感情融入的作品是没有灵魂的。”我很多时候只有写作冲动，并没有写作灵感，因而写不了文章。我回想了以前的一些写作状态，那时候我坚持不判断不定义无意义，不需要灵感也可以日成一篇。我大概忘记了名利的无意义，也因此多了些羁绊，少了些从容。
谈到权力，我以为它源自信任，滥用权力即是背叛。要真正解决权力的傲慢，唯有将信任变成制度枷锁，这便是当下无奈的现实。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曾希望通过哲学教育提升道德水平，从而提升社会治理水平，然而在金钱至上的社会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我虽然极力倡导权力的无意义，实际上我对此并不抱希望，因为世界是绝望的。面对这个绝望的世界，我只能坚持做一个不在场者，我看到了一些现象，但我也不会去深究其本质。
因为绝望只能用无意义与之对抗，然后用心中的道德律去对抗无意义。
2023年9月16日作家子音水于广州
